潮洛濛、旺楚克两名干部返回贝子庙（今锡林浩特市），途中在一个小浩特（村庄）借宿。第二天天刚亮，旺楚克匆匆跑来，告诉潮洛濛说：“咱们快走吧，布利亚特旗叛变了！”
带领布利亚特旗叛乱的首领名叫额仁钦道尔吉，他在沙俄时期曾在彼得堡骑兵学校读书。
布利亚特部落在贝加尔湖一带游牧，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成立了布里亚和国。额仁钦道尔吉带领布利亚特部落的约800户、1500人逃离苏联的赤塔地区进入外蒙古。不久，途经现蒙古国色楞格、肯特、东方省等地进入我国的呼伦贝尔草原锡尼河地区。后又因1923年的“中东路事件”的影响，一部分布里亚特人又开始向南迁移。1930年，他们辗转来到锡林郭勒盟，占据阿巴哈纳尔左旗浩勒图庙以南(今锡林浩特市白音锡勒牧场)一带水草丰美的地方。1931年，建立布利亚特旗，在浩勒图庙南10公里处建立了旗衙署，史称“茂敦嘎布里亚特”或“额仁钦道尔吉布里亚特”。全旗约有1000多人，几乎全民皆兵，不分男女，只要是成年人就配备。另有约300多人的专职军队，战斗力较强。
在额仁钦道尔吉带领下，他们一边游牧一边抢劫，积累了大量财富，有很多银元、元宝、金条、首饰、绸缎等贵重物品。额仁钦道尔吉所过之处的老百姓，无不对他恨入骨髓。
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和锡察草原以后，他们投靠日寇。抗战胜利后，他们表面上拥护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暗地里却与眉来眼去。
1946年6月，额仁钦道尔吉公开投靠，当上了的中央委员，并被任命为“蒙边剿匪司令部”总司令。向其提供了包括轻重机枪、小型火炮在内的大量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装备，让其作为军进犯锡察解放区的先锋和内应。在的扶植下，额仁钦道尔吉的武装扩充到500多人。
潮洛濛、旺楚克两名干部返回贝子庙。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在离布利亚特旗30华里的地方才碰到一个小浩特，其中一家人是旺楚克的亲属。他俩又冷又饿，决定在此过夜。
次日天刚亮，旺楚克从亲戚家里匆匆忙忙跑出来，告诉潮洛濠说：“咱们快走吧！布利亚特旗叛变了。”两个人急忙上马离开。后来他们才知道，他们离开后不到一小时，布利亚特旗叛匪就追到那里，并且拷打审问那家牧民。
布利亚特旗叛变后，有三个青年牧民从那里跑到贝子庙报告情况。说额仁钦道尔吉带领布利亚特全旗叛变了，要投降，把旗里的庙也拆了，抓住我方干部就杀。
后来经过侦查证实额仁钦道尔吉确实已经率领全旗叛变，并被委任为“蒙边剿匪司令”。同年12月25日，额仁钦道尔吉以“社会贤达”的名义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中华民国制宪大会”。
布利亚特旗叛变以后，在锡林郭勒草原上袭击锡察各级党组织、自治运动分会和民主政府，捕杀干部和群众，抢掠牲畜物资。额仁钦道尔吉扬言，要攻占内蒙古党委、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锡察巴乌工委驻地贝子庙，消灭我党政领导机关。
猖狂的额仁钦道尔吉集结二三百名叛军包围了贝子庙，他们不敢贸然进攻贝子庙，便派匪徒到贝子庙附近开枪骚扰。还丧心病狂地杀害了锡盟民主政府的4名放马战士，赶走党政机关、部队放养在贝子庙外围的400多匹军马；从苏尼特王府抢走我骑兵独立旅缴获正规军的7门钢炮和若干挺重机枪；杀害我军伤员数十人。
当时驻守贝子庙的部队仅有骑兵第十六师的一个连，大约100人，为壮声势对外号称一个团。而大部分人员是没有战斗力的干部和学员，其中有从张家口撤去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一部分人，有实业公司、干部团、仓库、医院等后勤部门的人。
在这危急时刻，贝子庙仅有的一部发报机也坏了，与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情况十分危急。为将额仁钦道尔吉叛变并且包围了贝子庙这个消息传递出去，特选派了三名机智勇敢的干部突围去寻找骑兵第十一师。这三人走了一个多月、行程约两千公里，经过锡林郭勒、察哈尔、乌兰察布三个盟的十个旗县。沿途与数股土匪斗智斗勇，终于在乌兰察布盟的格德斯台找到骑兵第十一师，用他们的发报机与上级取得联系，汇报了情况。
完成任务以后，他们三人匆匆踏上返回贝子庙的路途。他们走到苏尼特左旗贝勒庙时，解救了被响应额仁钦道尔吉叛乱的仲乃、古日扎布等叛匪抓住的苏尼特左旗支会副主任及其警卫员。在路上，他们俘虏了为布利亚特叛匪通知各佐上层开会的一个叛匪。行至阿巴嘎旗，得知一名工作人员已叛变，又抓获了这名叛徒。
一直到1946年10月，绥蒙大队到达贝子庙后，贝子庙的危险情况才稍有缓解。但是形势依然严峻，每天夜晚布利亚特叛匪就到贝子庙附近骚扰，一直持续到到1947年元月下旬。
为平定额仁钦道尔吉的叛乱，保卫贝子庙红色政权，1946年12月锡察工委决定开展平叛行动。平叛部队由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十六师、蒙绥大队一个连、干部团学员连组成。
作战部署为骑兵第十六师从布利亚特旗南面进攻，蒙绥大队一个连、干部团学员连从布利亚特旗北面进攻，形成南北合击之势。
从北面发动进攻的部队深夜向敌方进军，行进到距布利亚特旗衙署10余华里的地方与敌人接上火。叛匪利用夜幕掩护，在剿匪部队驻地周围开枪骚扰。第二天拂晓，剿匪部队派出一个班搜索敌人并准备占领位于一座寺庙东北的制高点时，遭到敌人的袭击。占领该制高点后，剿匪部队在这里固守到天黑也没有得到南边部队的音信。这时叛匪却从三面包围了剿匪部队。叛匪采用“麻雀战”，把人员分散在各个山包上，到处都有小股匪徒骚扰。剿匪部队组织了两次反攻，但却找不到叛匪主力进行决战，剿匪部队只好撤回。
事后才知道，骑兵第十六师一名指导员带领一个班战士去与北面部队联系，在途中误入布利亚特叛匪的蒙古包，被假冒烧水做饭的布利亚特叛匪全部打死。
为尽快解除布利亚特叛匪对贝子庙的威胁，冀热辽军区派所辖蒙汉联军骑兵师和步兵第五团进入锡林郭勒盟剿匪。
1947年6月上旬，内蒙古骑兵第十六师、骑兵第十一师及地方武装和冀热辽军区蒙汉联军骑兵师、步兵第五团统一行动，集中优势兵力合围额仁钦道尔吉叛匪。冀热辽军区蒙汉联军骑兵师和步兵第五团由东向西进攻，内蒙古骑兵第十一师由西南向东进攻，内蒙古骑兵第十六师从贝子庙出发由北向南进攻。战役由冀热辽军区和内蒙古军区共同指挥。
1947年6月12日傍晚，骑兵第十六师由贝子庙出发南下，直捣额仁钦道尔吉叛匪的老巢。然而，额仁钦道尔吉已经预感到事情不妙，提前胁迫旗民拉着财产、赶着畜群向多伦方向逃跑。额仁钦道尔吉和他的亲信保护着财产走在前边，其余叛匪则胁迫老弱病残赶着车辆和牲畜跟在后边。
冀热辽军区步兵第五团首先在克什克腾旗（今属赤峰市）西部沙地与额仁钦道尔吉叛匪主力展开激战。敌人用骆驼驮着大炮、重机枪，在军飞机的配合下死守沙坨子。敌人有时集结四五百人，利用地形地物作掩护进行顽抗；有时又化整为零三人一群、五人一伙用“麻雀战”昼夜骚扰，妄图在沙窝子里拖垮剿匪部队。
骑兵第十六师第三团发挥骑兵的优势，向敌人发起冲锋。敌人的防线被攻破，我军直捣其指挥部。叛匪终于溃败，携带着财物、赶着畜群向南逃去。剿匪部队咬住敌人一路追剿。敌人兵力分散，被剿匪部队逐路追击，逐股俘虏。
在剿匪部队优势兵力连续追剿下，额仁钦道尔吉叛匪的主力已被彻底打散。在空军的掩护下、在驻多伦守军的接应下，额仁钦道尔吉带领200多人残部、赶着300多匹马，逃到多伦县附近。7月，叛匪又逃到太仆寺左旗玛拉盖庙一带。
12日，察北军分区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消灭布里亚特叛匪的战斗，分区领导命令宝源县四五六区武工队侦查玛拉盖庙布里亚特叛匪和宝昌城内敌兵的情况。
武工队派出三名侦查人员，一是蒙古营子蒙古族柴利希老汉去宝昌城，二是芦草胡洞村村长朱有高，三是瓦房营子村民兵队长周保去玛拉盖庙。这三个人都顺利完成侦查任务。周保去玛拉盖庙侦查前，武工队领导对他说：“你年岁小，你这次去就多带酒去卖，他们（指布里亚特叛匪）爱喝酒，给多少钱也行，不给钱也行。”酒，也为接下来的战斗立了功。
侦查到的情况是，叛匪大部分住在庙前的草滩里，到处是牛羊马匹；指挥部设在庙内，只有200来人集中警卫着；有6挺轻机关枪，还有3辆汽车和许多汉板车（汉式牛车）。
15日下午，察北军区召集所属第一团、第三团和宝源县县大队、四五六区武工队在田官房子村召开作战会议，并在瓦房营子北山上查看地形。作战任务是三团主攻大庙，一团攻打草滩里的敌人，县大队攻打南面的敌人，武工队和警卫排保卫司令部。
此时正值玛拉盖庙的诵经庙会，前来念经祈福的牧民百姓、做买卖的大铺小挑、挣钱养家的贩夫走卒、看热闹的各色人等云集庙前。疲于奔命的布里亚特叛匪认为进入了安全区，一个个都松懈下来，喝得酩酊大醉。
16日拂晓，三团首先打响。该团迅速控制北山，攻进大庙，除少数敌人逃跑外，全歼庙内之敌。缴获汽车3辆、轻机关枪4挺以及其他。
天亮后，一团在进攻滩内之敌时遇到了顽固的抵抗。战斗半个小时后，县大队前去增援，后来三团又从北面向西冲击。一团缴获两挺轻机关枪和多支步枪、手枪。
根据战场的形势，司令员命令武工队迅速到大庙东南一带去协助作战。武工队只遇到零星残敌，缴获马枪3支、子弹3箱、马60匹、羊300只、牛80头、马鞍子24副。
此役，绝大部分叛匪被俘虏，只有少数叛匪逃走。从此之后，额仁钦道尔吉叛匪一蹶不振。
布里亚特旗反动王公贵族被消灭了，被其裹挟的牧民群众和普通士兵获得了解放。这些获得解放的布里亚特旗民由骑兵第十六师第三团护送到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南屯安置。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锡尼河地区为布里亚特人专门成立了两个苏木，他们真正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