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这个片名具有欺骗性，它让不看片的人以为这是一部“自我申冤”电影，或者像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电影一样，拍一部“知识分子的良心”。前者的焦点是犹太蒙冤者德雷福斯，后者的焦点是大作家左拉，但波兰斯基二者皆弃，它选择的是军官皮卡尔的视角——一个体制内的吹哨人。
波兰斯基的《我控诉》早在开拍之前就引人关注，因为他是反性侵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有多位女演员指控他实施过性侵，多年以前，波兰斯基少女案也闹得沸沸扬扬，至今仍没有平息。
当年，波兰斯基在法院宣判之前就逃往了欧洲，并且宣称这是美国人对犹太人的一种迫害。这个事件出来之后，有很多指控波兰斯基的人，也有多位大导演、影星力挺他，比如安德列·瓦伊达、昆汀·塔伦蒂诺。但在Me too运动发生之后，很多跟波兰斯基有过合作的演员，甚至之前力挺波兰斯基的人纷纷和他划清界限。
这个时候，波兰斯基决定要拍摄一位犹太人蒙冤的历史，就显得饶有趣味。在《我控诉》指涉的德雷福斯事件里，军官德雷福斯就是一位犹太军官，他在当时被冤枉犯有通敌卖国罪，这个人的境遇，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波兰斯基自己。其实，早在2012年，波兰斯基就有想要拍摄德雷福斯案件的意图，但是后面一度停摆，等到Me too运动之后，他又决定把这个素材拿起来。所以，《我控诉》不可避免要跟波兰斯基的现实境遇联系起来，人们才会怀疑说波兰斯基借古讽今，为自己辩解。
但是波兰斯基的思考恐怕不仅仅于此。《我控诉》这个片名具有欺骗性，它让不看片的人以为这是一部“自我申冤”电影，或者像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电影一样，拍一部“知识分子的良心”。前者的焦点是犹太蒙冤者德雷福斯，后者的焦点是大作家左拉，但波兰斯基二者皆弃，它选择的是军官皮卡尔的视角——一个体制内吹哨人，一个在价值选择、生活观上更接近“庸人”的人。
焦点的不同，决定了电影风格的差异。如果主拍德雷福斯，最流行的拍法是韩国商业电影式的拍法，比如《辩护人》《七号房的礼物》，先拍一个善良人如何被恶人伤害，再呈现一个良心者，一己之力对抗团体之恶，或是拯救，或是牺牲。这是最有感染力的拍法，但它失之于套路、轻易，且让这事情“戏剧化”、“神圣化”（良心发现者如同圣人），忽略了一套制度、团体规则在现实运转中的逻辑，观众会看得很爽，但只当它是荧幕中的戏，看过，感动过，也就没了，没有对现实体制深入地反思。而如果主拍左拉，就是知识分子为民请命的一套，把知识分子的地位，悬置在民众之上，由此知识分子被神话，知识分子的书写，被善意地但不符合现实的放在一个失真的位置。而现实是，知识分子可能没那么重要，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事后追认的。德雷福斯事件，作家没等到就死了，同代作家法朗士在葬礼上致悼词说:“左拉是人类良心的一刹那。”左拉影响了德雷福斯事件的走向，但并非决定性作用，如果不是皮卡尔的吹哨，以及随后，以克列蒙梭内阁为主的左翼政党上台，德雷福斯的或许还要延后。
德雷福斯冤狱是法国反犹浪潮的冰山一角，它在舆论上步步发酵，演变成政党之争、主义之争，不但影响了普鲁斯特、罗曼·罗兰等作家的写作，也被远在俄国的契诃夫知道。总而言之，它成了当时法国最有影响的公共事件，而对它的处理也是政治的，迟到的正义，背后也是政治的运作，而非知识分子振臂一呼，体制良心发现。波兰斯基选皮卡尔作为焦点是很聪明的，因为整个事件里，唯有通过这个人才能串起整个事件，又深入官僚体制的运作规律——集体本能和个人本能的融合与对抗。它让我们看到体制如何驯服一个人，也看到作为体制化的人，他在应对冤案时是怎么反应的——这是冤案一次次发生的关键。
有趣的是，皮卡尔为德雷福斯申冤并非出于友好目的，而是出于他对军人职责的忠诚、军队的教育，赋予他的一种本能，也就是抓住真正的内鬼，而不是拿德雷福斯当替罪羊。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并非英雄、对犹太人有偏见的军官，却会为犹太人申冤。波兰斯基还是那个质疑“政治正确”的导演，表面上他沉静、内敛的叙事、“申冤”的题材服从了正确，但他反高潮的处理、对素材剪辑点的选择，还有结尾安排皮卡尔与德雷福斯的对手戏，体现出他仍然是那个老小孩，世人誉之，谤之，他都嘲讽以对。这里没有粗线条的正义，而是一种反乌托邦式的冷淡处理。归根结底，波兰斯基对轻易的正义是怀疑的，他警惕太过容易得到的判断。
单从电影来看，《我控诉》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切入视角。他对历史事件的还原是大致忠实的，只是由于素材的选择，它模糊了整个事件背后的法国政党政治。如果我们把波兰斯基的名字给挡住，只单单看这部电影，其实很难说它是一部完全控诉型的电影，它甚至更接近一种反高潮式的伪历史纪录片的处理，然后结尾带了一点反讽。
如果要联系创作者的现实，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完全把一个导演的艺术跟他的道德完全撇清，其实也没有必要。因为没有创作者的创作，是跟他的人生毫无关系的。比如：伍迪·艾伦的创作都跟他的恋爱、他的知识分子生活有关。波兰斯基之前也拍过跟犹太人有关的题材。一个作者不可避免地对自己的素材有主观情绪，他无法放弃价值判断，即便是最温和的叙述者也在传输他的是非观念。作者的观念不一定通过说教（比如中途插入的议论）来传递价值，他选择什么题材、对准哪个人物，这本身就是价值选择。高明的作者不是在避免价值判断，而是他拒绝一种居高临下的说教姿态，转而使用更亲和、更有沉浸感的方式。
一个良性的舆论环境，它不只是一种声音。即便说波兰斯基的声音可能是存在问题的，或者说他是一个性侵犯，他用《我控诉》为他过去的行为去做出一种自我辩解。但从的角度出发，仍然应该允许他去发声。如果我们从一个所谓正确的观念去阻止异见者的声音，那么我们最后会发现，言论的空间将一步步同质化，多元的创作会被打压，而实质上偏见并未解除，只是被压抑到更深的地方，它被演变成撕裂、冲突和仇恨，因为不可讨论，而被诉诸于暴力。
以正确为主导，决定谁可以发声的观念，往往事与愿违。最后并不是受害者得到申冤，而是利维坦借此巩固了它的管制。也就是说，最后的结果不但可能是私德有亏的艺术家受到压制，可能真正受害的人，也可能受到更残酷的。因为，利维坦会以正确之名去管制那些被认为不太健康的言论。
对于《我控诉》，不妨分别从电影本身的价值，和你对这个人的看法分开来看。人们可以因为道德而批评波兰斯基，但同时也可以稍稍沉淀一下，去看一下这部电影，然后再得出对这部电影的看法。说来道去，你对《我控诉》的看法，不影响你对波兰斯基的道德评价。艺术和道德无法完全撇清，但道德不能成为杀死一部艺术作品的理由。批评和禁止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一步之遥，决定你是否走向残酷。对波兰斯基创作权的宽容，本质上捍卫的并不是波兰斯基这个人，而是一个开放的言论环境。始终要警惕的是，以正义之名展开的行动，最终被权力的巨兽所收编。